傅绍明的身后，戴着医用口罩的工人和机械臂正操作着这种新型高弹性材料。碳纳米管由中国清华大学和富纳源创联合研发。富纳源创是台湾制造集团富士康旗下子公司，负责人为傅绍明。
这种看似神奇的物质是制造应用于汽车和智能手机的新一代高性能触摸屏的关键材料。以苹果产品主要代工商著称的富士康希望摆脱装配公司形象，实现自我革新，从为他人组装产品转向销售自主技术。碳纳米管生产项目就服务于这个目标。
这便是富士康在中国西南省份贵州的省会贵阳郊外开办高科技工厂的初衷。在创始人兼董事长郭台铭看来，它代表了未来中国制造业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
“我们要靠技术，靠效率”
在这片占地500英亩的产业园里，机器人车间取代了以往成排手持螺丝刀的工人，它还拥有使用自然风道冷却的环保型数据中心，并采用了智能照明、污水现场过滤等设计。三座巨大的环保厂区相距不远，“碳中和”高尔夫球车可轻松穿梭其间。
郭台铭称：“我们要靠技术，靠效率。技术和效率代表着新的未来和商业战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作出这种改变，要建造这样的工厂的原因。”
自从2007年第一代iPhone问世，富士康的年营收至去年已翻了一番，达到1310亿美元。即便苹果正受益于中国人对iPhone的追捧，富士康却不能再指望独享全部好处，因为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正逐渐将订单分配给其他台湾厂商。
郭台铭不仅希望利用这项新技术争取新客户——富士康正为特斯拉的汽车制造触摸屏——还酝酿将富士康转型成一家服务公司：与惠普一起为中国三大移动电信运营商提供云计算和数据服务;在台湾本土试运行4G移动服务，并以之为跳板进入更大的市场，如中国大陆。
受此战略推动，富士康在中国内陆建起多座工厂，从地理上靠近它习惯雇佣的农民工。贵州是一片青翠高原，喀斯特石灰岩山峦连绵起伏，远望就像一幅中国古代水墨画。这里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据政府估计，去年贵州省人均本地生产总值(GDP)估计仅为3700美元，在中国31个省份中排名垫底。
更广泛地说，在贵阳设立工厂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是中国制造商大多会面对的：正是意识到“廉价中国”的成本不再那么低廉，富士康把工厂迁到了贵州这个西南省份。近10年来沿海地区工资不断攀升，年均上升10%至20%。
据汇丰(HSBC)台湾研究主管赖惠娟介绍，许多科技装配公司开始迁往旗下员工的家乡。她表示，基本上现在这些公司30%到50%的产品都出自内陆生产基地，而5年前这个数字顶多为10%。
即使工厂迁往内陆，中国的制造商们仍面临着当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业工作的吸引力大于工业劳动造成的。郭台铭特别助理胡国辉表示，富士康提升技术水平，部分是为了继续吸引受过教育的工人。他说：“年轻人不再愿意干装配。他们希望从事高科技服务业工作。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现实，不然我们就得告别制造业。”
在贵州建厂既是为了节省工资支出，更是为了实现一项未来的计划——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地区建设高科技“生态系统”。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都已受邀在附近建造设施，铺设光缆，与富士康的风道数据中心对接。
郭台铭信心十足地预言：“这个数据中心未来将成为全中国最重要的信号传输中心。”
吸引大学毕业生
为支持相关研发工作，富士康已与多家高校，包括当地学校签订协议，希望吸引理工科毕业生。
郭台铭说：“我们公司将成为一家信息处理科技公司。我们有的不仅仅是硬件，我们还有硬件供应链、网络和大数据。”该公司明确表示，它唯一不会做的事就是推出自主品牌的智能手机。
胡国辉说：“我们不会发展自主品牌，我们不会与客户竞争。”
经济学家表示，长远来看，工人的生产率必会随工资增长而提高，这意味着高科技成分将稳定增加。汇丰的赖惠娟表示，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一个“引爆点”，许多公司都开始大力投资自动化，进行技术升级。
她表示：“工业机器人开始现身装配车间，弥补了劳工短缺。”与此同时，企业也“着重于销售高附加值的产品”。
富士康之所以想表现出其重视环保、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经过2010年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后，近5年来，这家公司的劳动条例饱受指责，令这家制造商与苹果等西方主要客户的关系受到考验。为消除外界担忧，该公司去年允许员工成立真正意义的工会。
受上述事件影响，贵阳产业园与以往其他产业园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同——不设员工居住区。了解公司想法的人说：“他们不想对工人的全部生活负责。”
投资者对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尚存怀疑。据赖惠娟表示，与苹果供应链上其他部分相比较，富士康等高科技装配商尽管也有类似的回报率，但股价相对便宜，不过这一差距已经在拉近。
初看上去，它像种昂贵的橡胶。傅绍明将手指蘸进一盘碳纳米管后拔了出来。随着他的手指不断向后拉动，这种黑色的纺锤状和箔片状物体像张蛛网一样扩展开来，直到他站在一米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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